如果我可回到童年的時光，我會告訴自己不要聽從他人建議我去玩那些我不可能勝出的（神經典型人士的）社交遊戲。相反，我會建議自己去開創不背叛夢想和道德的獨特成功方式。
剛開始工作那幾年，母親偶爾會拿我和其他人比較物質成功。她最喜歡比較的是一位比我年輕，擁有汽車（儘管新加坡對汽車抽了昂貴的拍賣稅）和穩當高薪的政府工作的親戚。報章形容的高成就者時不時地吸引到她的目光時，她就會與我分享自己的道理。例如一些人只需要三個小時的睡眠就行了，為什麼我不能使用意志力去像「其他人」一樣在擁有全職工作同時也到夜間大學考取文憑呢？我的父親偶爾提醒我「其他人」都已經結婚了，我什麼時候才能給他抱孫子？
人們經常根據膚淺的標準來判斷他人。一個人是不是沒有結婚生子就沒有價值？一個人是不是沒有在享有聲望工作中賺高薪就沒有價值？一個人是不是沒有學校得到好成績或沒有高學歷格就沒有價值？我們這樣判斷自閉人士更加陰險的，因為大家是根據神經典型人士的標準和價值衡量了自閉人士。這就像是以爬樹能力，而不是游泳能力，來判斷魚的成績。
慶祝自閉人才的新聞並沒有幫助，因為這暗示自閉人士只有在有特殊能力或技能的情況下才能被重視，尤其是那些能夠工作於被社會看好的職業。自閉人士被認為是失敗者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無法成功，而是因為他們不符合神經典型人士一般成功的定義。
許多家長共同關注的一個領域是學歷。對於神經典型人士來說，攀登企業階梯的過程的第一步是使用文憑得到一份管理層工作。由於處理辦公室政治是我的弱點，所以管理層工作對我不適合，文憑也不太有用。既然我不願承擔考取學歷的遊戲，沒有錢去玩創業遊戲，也沒有足夠的社交能力去玩企業階梯遊戲，我不得不去找特殊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能力=價值是殘疾歧視(ableism)的定義。換句話說，如果你沒有能力，你就一文不值。說自閉人士有了不同的能力(differently-abled)並不能解決這個歧視問題。
自閉人士演示自己能夠完成某些任務，比如做餐館服務員、公共演講或演奏樂器，也無法決絕歧視的問題。這些人往往被某些人或組織利用為獲得更多捐贈或推銷治療/干預服務的道具。特別要注意踏上新潮流加入了自閉行列的新創辦的社會企業。
自閉人士的父母與成年自閉人士有著截然不同的利益：通常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而自閉人士只想要能自由地去追求自己喜歡的嗜好。
由父母建立的組織雖然不一定擁有（政治上不正確的）治療自閉人士的目標，但是他們仍然想要糾正自閉人士，要自閉人士成功融入和適應主流社會。他們衡量成功的標準是有多少自閉人士獲得了就業、婚姻、物質上的成功等等。
如果自閉人士能在他們安排的工作中找到了意義、幸福和平等，這是紅利（但不是要求）。如果沒有，那也無大礙。“嘿，別這麼忘恩負義。即使工作條件很差，同事們辦同樣的事務公職是你的3倍，但至少你有一份工作。”
然而，成年自閉人士關注的是被他人接受和使用自己的權利去成為真正的自己。父母強加給他們的是一種反常陌生侵犯自己（通過自閉方式和風格）追求自由和自我實現的願望。換句話說：“我個人對火車/恐龍/任何東西的強烈興趣，以及我個人喜歡的跳躍/旋轉/任何與你們完全無關。”
許多神經類型人士可能沒有意識到自閉人士會因為不被接受而受到內心傷害，而且他們也有利選擇自己的生活。許多成年自閉人士對機械性的行為療法的憎恨是對被壓抑的反感，他們被當像實驗室的老鼠接受訓練，被治療師鑄模成為父母認為他們應該成為的人。
我的澄清自己並不是說殘疾是可取的。我看不出為何繼續選擇成為殘疾人士，因為能力才重要。我們是否能得到很好的回報在於我們能否在他人無法貢獻的領域做出貢獻，而不是因為我們無法做出貢獻。然而，如果我們不關注自閉人士的需要，那麼就無法將自閉的殘疾轉化為有利的差異。堅持否認自閉兒的需要的看護者只會讓他們成為意志微弱、無法自立、討厭自己的成年人。
所有這些議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至少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在談論的意義和各個團體的意圖。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成人自閉人士也必須找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因為我們的社會根本不知道如何發展自閉人士的潛能。家長們請不要規定自己的孩子必須達到大家公認的成功定義。相反，應該幫助孩子們找到自己的成功之道。